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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音樂家》:藝術地抒寫冼星海的傳奇往事

時間:2019年06月28日 來源:《中國藝術報》 作者:李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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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音樂家》觀摩研討會現場
  由中國電影家協會、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中國電影文學學會聯合主辦,《電影藝術》編輯部承辦的電影《音樂家》觀摩研討會6月12日在京舉行。中國電影家協會分黨組成員、中國文聯電影藝術中心主任饒曙光主持會議,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名譽主席李準,中國電影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清華大學教授尹鴻,中國文聯文藝評論中心副主任、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副秘書長周由強等十余位專家學者,以及《音樂家》出品人沈健、導演西爾扎提·牙合甫等主創出席了研討會。
  電影《音樂家》是中國和哈薩克斯坦兩國首部合拍電影,也是“一帶一路”框架下中哈兩國人文領域的重點合作項目。影片講述了著名音樂家冼星海對《黃河大合唱》的完整修改過程及蘇聯衛國戰爭期間在哈薩克斯坦音樂家的救助下創作《神圣之戰》《阿曼蓋爾達》等經典作品,并用音樂治愈戰爭中百姓苦難心靈的傳記故事。與會專家充分肯定了該片積極的時代意義、內容呈現的藝術價值,并對如何進一步完善該類影片提出真知灼見。專家們紛紛表示,如何通過藝術在兩國百姓之間建立起了解和溝通的橋梁,促進相關國家人民和中國人民之間的情感交流,《音樂家》給我們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啟示。
 

李 準(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名譽主席)

  我曾參與策劃了2005年中央電視臺播出的電視劇《冼星海》,冼星海是20世紀中華民族最偉大的音樂家之一,他的《黃河大合唱》早在20多年前就被專家們評選為“20世紀中華民族自己創作的第一曲”。通過音樂家的經歷帶出民族和國家的命運。電影《音樂家》很新鮮、很感人、很震撼,是對冼星海人生經歷的一次藝術新發現、對冼星海精神和人格的一次新發現,也是新形勢下中外合拍片的一部優秀作品。我們過去對冼星海的了解較為簡單,這部影片對冼星海在逆境中的精神和人格的描繪,是此前作品中沒有的。
  影片有幾個特點:第一,影片在表現冼星海人生最后精彩華章的同時,用寫實和具有史詩意義的手法展現了中哈人民深厚的友誼。第二,真正優秀的音樂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冼星海用音樂的語言找到了友誼,創造了新的親情。第三,音樂沒有國界,但是失去祖國的音樂將是無根之木,離開祖國,冼星海在精神上和創作上陷入了艱難,這部影片表現了冼星海命運的悲情。第四,展現冼星海的愛國主義情懷,他始終心系祖國,不斷地想回來,他的根在中國。同時,冼星海在哈薩克斯坦創作的作品應該多提及,影片應該將音樂作為主要敘事內容,體現音樂家冼星海的主旋律,而不只關注其人生經歷。
  

饒曙光(中國電影家協會分黨組成員、中國文聯電影藝術中心主任)

  影片具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具有史詩氣質、境界、內涵,讓我們看到了在國家、戰爭,以及不可把控的個人命運之中的個體。第二,具有視聽大片風格,“電影化”程度非常高。視聽大片不僅僅是簡單的視聽場面,還要有很多電影化的人物與敘事,與所呈現的畫面形成貫通。影片中火車、劇院、戰爭場面都具有很強的感染力。第三,并不是一部嚴格意義上的音樂片,卻具有音樂片的風采與魅力,給人以一種獨特的審美體驗和享受。這部電影主要任務是塑造飽滿的人物,再現歷史的特定性,在這個基礎上,音樂發揮了它的敘事和表意作用,在某些層面達到一種有意味的層次,讓觀眾感受到音樂帶來的力量。第四,《音樂家》無論是對于“一帶一路”題材的電影創作,還是對于推進、深化“一帶一路”國家的電影交流合作,都有著樣本式的啟示意義,并且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清晰地顯示出來。在深化“一帶一路”的國際合作過程當中需要有這樣的作品,“一帶一路”有大量的影視作品在策劃、在創作,原型故事或者原型素材都嚴重不足,這樣的背景下如何通過我們的創造力和想象力完成藝術創作,這部電影給我們提供了非常寶貴的經驗和啟示。
 

尹 鴻(中國電影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清華大學教授)

  電影《音樂家》展現了一種難能可貴的革命現實主義藝術風格,影片依靠厚重的藝術傳統支撐,在劇情設計、人物設置、場景設定、氛圍營造等方面,體現出了一種復古但不落伍的經典革命美學風格。這部電影有以下特點:第一,影片是新形勢下國際合作拍攝的創新性成果。過去我國電影對外合拍跟歐美國家較多、規模較小,《音樂家》作為大規模制作,得到中哈兩國政府各個相關部門以及社會各界的大力支持和配合。第二,在表達上具有國際視野,這體現在幾方面:一方面是愛國主義的表達,電影表現了藝術在戰爭的背景下,在不同的民族之間的交往、溝通、融合,同時又著力表現了冼星海對祖國的眷戀,這種眷戀不是抽象的,而是加進了對自己妻子、女兒的思念,因此回避了當前一些作品中過強的排他性的愛國主義。第三,這是一部現實主義電影,影片的美術、攝影,都能夠讓我們看到蘇聯電影影響下的戲劇化的現實主義。第四,影片完成了跨時空的對話,這個跨時空既是在中國和哈薩克斯坦之間,也是在延安和蘇聯之間,還是今天兩個女兒跟過去的歷史之間,用交叉剪輯的方法來完成跨時空的對話。
  

艾克拜爾·米吉提(中國電影文學學會常務副會長、《中國作家》原主編)

  在今天這個特殊的背景下,這部電影具有特別的意義。無論在今天還是二戰期間,哈薩克斯坦對我國來說都是一個緩沖地帶。如今習近平總書記提到“一帶一路”關鍵在于民心相通,其核心是文化相通,是鮮活的文學藝術的相通。
  2017年6月,中哈兩國也簽署了協議,要加強人文交流,聯合拍攝影片,我作為歷史的見證人,今天又看到這部電影已經上映,感到由衷的欣慰。這是一部很有藝術品質的電影,不是一般的說教式的電影,也不是帶著硬傷的電影。《黃河大合唱》很多中國人都會唱,但不知道是冼星海創作的,也有很多人會忽略是張光年作詞,普通受眾對這些不感興趣,他們感興趣的是旋律打動人、歌詞打動人。電影在真實反映歷史方面非常成功。
 

周由強(中國文聯文藝評論中心副主任、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副秘書長)

  電影《音樂家》具有填補人文歷史空白的價值。影片具有三重價值:第一,這部影片是“一帶一路”倡議下文化建設中兩國人民民心相通的建設樣本。第二,影片實現了為一位偉大藝術家立傳的目標。冼星海先生最后的歲月在他鄉度過,作為藝術家他所感受的世界和觀眾所感受的世界是不同的,這一段歷史如果沒有藝術作品來體現,僅僅靠史實很難引起共情。第三,影片在表達藝術家家國情懷的方面具有代表性。
  冼星海先生生命最后階段在阿拉木圖的幾年時間里,有三個身份的凸顯。首先他是一個革命者,受組織委派為電影配樂;第二他是愛國者,一心想回到祖國參加革命和建設;第三他是音樂家,音樂家的情感是充沛而敏銳的,所以能把對祖國和家人的思念進行克制性地移情,這是這部影片最大的藝術收獲點。所以,影片塑造的冼星海藝術形象不僅僅是一個偉大的音樂家,還是一個偉大的革命者和愛國者。影片所講述的故事是冼星海生命的最后階段個人命運與時代和國家命運的交錯,主人公飽滿的家國情懷令人感動。作為一部藝術作品,該片對展現中哈兩國人民的深情厚誼具有當下意義。
 

丁亞平(中國藝術研究院影視研究所所長)

  電影《音樂家》是一部展現現實主義精神的佳作。兩次看《音樂家》,我特別受感動,相信會有更多的人特別是年輕的觀眾喜愛這部影片。影片具有兩重特質:第一,該片可以被視為一部“元電影”,是關于革命文藝、人民文藝、人民電影的“元電影”,它的意義在于向人民電影、人民文藝、革命文藝及包含革命內容的現實主義致敬。影片的高潮是《黃河大合唱》1939年4月13日首演,就在《黃河大合唱》誕生的整整一年之前,作為人民電影誕生標志的延安電影團建立,從此以后我們黨真正開始直接掌握電影這個重要的媒介和傳播手段,這是100多年來中國電影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音樂家》在80年后重新拍攝這段歷史,具有寫實的意識、傳記的意識,因此可以被稱為“元電影”。第二,影片展現出積極的現實主義電影的魅力,在真實的同時帶有主觀傾向,有思想的融入和追求,這是這部影片的力量所在。
 
陸紹陽(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教授)
  我非常喜歡這部影片,這是一部光榮的史詩。制作團隊非常懂得運用光影的辯證法,首先在鏡頭處理上,大量使用長焦鏡頭,形成虛實對比,整部影片從頭到尾都非常精美;其次光線對比強烈,使得人物形象突出飽滿;再次美術上使用對比和反差,在整體的冷色調中使用了大量紅色元素,如小提琴、紅星等。整個制作團隊非常用心,只有這樣的影像呈現能力,才對得起冼星海這個人物,才對得起這部電影的品質,這部電影是我近期看到的最具影像品質的電影。
 

周 星(北京師范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教授、教育部高等學校戲劇與影視學類教學指導委員會主任)

  這部影片具有獨特的歷史價值,也是一部具有“收斂”意味的影片,不像傳統電影那樣激情澎湃,這也是這部影片的特色。在面對歷史時,影片帶著尊敬和誠懇的態度,其價值就是讓人知道冼星海有過一段被淹沒的歷史。影片具有三個特點,一是“情之節制”,對生活和情感的處理是克制的,對生活中的曖昧適可而止。二是“事之簡約”,如拷貝如何遺失等細節沒有過多交代,體現了主創對歷史的尊重,當然簡約的敘事也會帶來一些遺憾。三是“樂之克制”,即音樂使用上的克制,《黃河大合唱》出現在影片結尾,突出了個人,但該樂曲沒有在前段和中段起到營造氛圍的作用,留有一定的遺憾。
 

隋 巖(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學院院長、《現代傳播》主編)

  藝術與商業具有矛盾性,影片的題材可能影響了電影的票房,但《音樂家》在藝術上是成功的。這部影片是從人性和倫理的角度來表達愛國主義主題,而非粗淺、淺薄的愛國主義,這樣更有利于國際傳播。同時,影片也提供了一個反思的契機,讓我們思考反戰的主題。
 

郭松民(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近30多年來,當我們談到開放時,不言而喻,指的是向海洋的開放、向歐美日的開放。我們關于“外部世界”的想象,也不言而喻是指向歐美日的。從最早的《廬山戀》,到20世紀九十年代的《黃河絕戀》,再到新世紀的《北京遇上西雅圖》等,關于愛情、關于正義、關于浪漫、關于安全感……總之,一切美好想象的出發點和歸宿以及終極解釋,都來自海上和西方。在這個意義上說,《音樂家》算是一個例外,也是對這一趨勢的一個反潮流,因為它把目光轉向了內陸,轉向了歐亞大陸的腹地。一部《音樂家》,可謂鳳毛麟角。21世紀,中華民族將在這塊橫貫整個歐亞大陸的舞臺上,演出屬于我們的、也屬于“一帶一路”沿線各個國家和人民的威武雄壯的歷史活劇,中國將在這個舞臺上對人類作出貢獻。
 

謝茂松(中央黨校文史部教授)

  影片的幾個特點是:第一,展現了人面對戰爭的無力和軟弱。冼星海無法跨越邊境的情節就體現了這種軟弱,這種情感也是我們自身的投射。第二,探討了音樂意味著什么,為什么音樂可以應對戰爭,可以不讓恐慌情緒蔓延,可以振奮人心。第三,探討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有一個細節,冼星海和哈薩克斯坦音樂家之前并不熟悉,在分面包之后都露出微笑,兩人之間的關系變化是具有象征意義的,體現了分享精神。冼星海和達娜什的關系也體現了這一點。第四,影片的美中不足在于沒有很好表現冼星海個人的思念之情,顯得有些消極。第五,影片契合了“一帶一路”主題。哈薩克斯坦在西方意義上的全球化中是被隔絕和鎖閉的,中國“一帶一路”的倡議用陸權來對沖海權。西方文明是商業思維,中國文明是共享的。這也是分面包這個細節的意義。
 

皇甫宜川(《當代電影》雜志社社長兼主編、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研究員)

  首先,《音樂家》是對于冼星海生涯的重要發現,提供了許多歷史細節,很好地營造了歷史氣氛,影片讓我們回到歷史,對歷史的重新思考可能會給我們藝術創作提供一種走中國特色道路的可能性,這部影片確實為我們提供了這樣一種非常有價值的探索,沒有按照好萊塢的敘事方式來創作。其次,用《阿曼蓋爾達》和《黃河大合唱》兩部作品展現兩個家庭、兩個音樂家、兩個國家之間的關系,是影片的創新之處。再次,影片是一部較好的音樂傳記片,冼星海人物很豐滿,細節的呈現和人物關系的編織很成功,將重點放在冼星海和一對母子之間的關系上,借用了小女孩純潔的視角,同時也展現了冼星海對于音樂的依賴。此外,影片通過處理人物與戰爭、音樂的關系,讓冼星海成為偉大音樂家的邏輯能夠成立。這部影片也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范本,尤其是合拍片怎么處理兩國之間的關系。未來處理中美題材的影片時也面臨這樣的問題,怎么樣讓中國人接受、其他國家也接受,這也為當下藝術家提供了特別好的機遇。
 

譚 政(《電影藝術》執行主編、中國文聯電影藝術中心研究員)

  《音樂家》藝術地呈現了一位藝術家去國懷鄉的深切之痛與愛國之情。影片豐富了中外電影合拍的國際版圖,對強化中國電影在亞洲的文化輸出具有重要意義。影片在歷史氛圍營造和場景還原方面做得很成功。在敘事層面,在表現了藝術家深切的愛國之情和兩個家庭之間情誼的同時,影片對二戰時期蘇聯的社會機理的展現也很突出,包括火車上的犯人、街頭的老母親,還有跳樓的老藝術家,對社會氛圍的歷史感有加分的作用,使影片具有廣度和深度。在臺詞方面,主創有意識地讓人物話語較少,絕大部分情況下都在說俄語,但有三處讓主角直接說中文,呈現其思國思鄉之情。同時有些不滿足:冼星海創作的音樂只出現3首,新寫的主旋律和音樂很棒,反復地出現,互為呼應、渲染畫面、傳遞情緒,但是如果冼星海的音樂呈現得更多一些就更好了;男主角在演奏時肢體語言上的表現力有所不足。
 

郭小聰(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中國當代文藝作品深受俄羅斯風格氣質的影響,追求豪放和陽剛,但又容易失真。因為俄羅斯文學的堅忍氣質,恰恰在于把生活中的苦難像面包和鹽一樣接受下來,并不刻意發揮,而且俄羅斯文學向往歐洲文化的優雅,又在豪邁沉重的民族風格之上平添了難得的自省、優雅氣質。正是如此,《音樂家》顯然有了新的突破,它既抒情又雋永,既悲壯又內斂,愛國主題不是簡單地讓《黃河大合唱》的旋律席卷全片,而是舉重若輕地展現“一個人的遭遇”:厄運與堅忍,貧困與溫情,男人與女人,理智與情感……然而,無論命運把音樂家拋到哪里,他都默默守望自己的祖國,都會用藝術觸角擁抱生活,最終把苦難升華為樂章,與異鄉人款通心曲。
  任何一種文藝主張,只有拿出佳作、打動了人們的心弦,才能真正進入主流話語、影響社會生活。所以,作品弘揚主旋律,更需要藝術的力量。《音樂家》正是這樣一部佳作,它在中國電影史上應占有一席之地。
 

丁一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世界發展研究所研究員、同濟大學全球治理與發展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中國的電影觀眾對這種充滿了藝術美感的現實主義影片已經感到有些陌生了。近些年,美國好萊塢的科幻類大片受到中國觀眾追捧,中國的電影制作人與觀眾也愿意模仿好萊塢的風格。然而,在這種比較浮躁的心態支配下制作出來的影片在國外的反響卻不那么好,在中國的對外形象上是減分的。我們需要調整心態,更多地注意一些近似《音樂家》這類唯美主義、現實主義的影片。這些現實主義影片中的美感絲毫不會減少我們的感動,那些貌似平庸的鏡頭有時也會讓我們怦然心動、也會讓我們熱血澎湃。其實,隨著中國人與中國企業走出海外,到世界上去顯現自己,中國需要更多類似《音樂家》這類的文化產品去感化別人、去影響當地的民眾。否則,中國對外投資雖然幫助了許多國家,卻有可能因為中國人的這種浮躁心態而適得其反,引起別人反感。那樣,中國“走出去”的戰略就算不上成功,因為它沒有成為改善中國形象的硬實力。
  民眾的藝術欣賞水平是需要教育和引導的,我們需要用好的電影產品、好的藝術產品、好的文學作品去引導中國觀眾的好惡觀,不能借口市場有需求而推卸責任。  
(編輯:王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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